岭南秋暖，奋楫争先。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重大政治任务。广东省社科联联合南方日报特邀6位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围绕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理论与现实命题，推出一批通俗易懂、言之有物的理论文章，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往深里走、往实里落，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凝聚智慧、汇聚力量。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战略任务、重大举措等进行了周密部署，其实就是对“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谋划。

  一是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经过“十四五”时期的持续发展，我国在经济、科技、综合国力等方面迈上新台阶，为实现这一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建议》将“十五五”时期定位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旨在推动关键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为牢固的基础，确保取得决定性进展。

  与此同时，《建议》也清醒认识到当前我们国家发展面临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复杂环境，对国际压力与国内难题作出具体研判，并针对性地提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方略，充足表现其鲜明的问题意识，实现了目标引领与问题应对的有机结合。

  二是坚持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相统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涉及各领域、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建议》立足系统思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谋划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在思维方法上，《建议》注重辩证把握，既指出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发展环境，又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统筹发展与安全等根本原则。此外，《建议》还体现出深远的战略视野，着眼于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对“十五五”时期的发展作出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安排。

  三是坚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相统一。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建议》将其作为“十五五”时期一定要遵循的根本原则，明确以改革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类难题，并通过一系列战略任务与重大举措激发发展活力。与此同时，扩大对外开放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建议》提出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空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战略举措，旨在推动对外开放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迈进，形成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总之，《建议》所蕴含的方法论，不仅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顶层设计的思维工具，也是推进其落地实践的指导原则，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具体运用。从方法论的维度把握《建议》，有利于深化对其认识，更有助于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

  作者系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不仅是一份发展规划，更是一次深刻的制度重构与治理体系升级。它通过优化制度结构、明确制度边界、增强制度适应性与包容性，为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体现了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效率”与“制度韧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制度文明的重要体现。

  一是以“制度供给”为核心引擎，重塑发展新格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列为“七个聚焦”之首；“十五五”规划建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完善”纳入主要目标，实质是把制度供给作为第一生产力，以改革边际收益对冲要素报酬递减，以规则优化替代要素零和博弈。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建议》体现制度的连续性与政策一致性，为企业和市场提供稳定预期，激发民间投资，促进长期资本形成，降度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同时，制度也一定要保持适应性，以响应技术与产业体系的动态变迁。

  二是以“有效市场”为重要保障，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一方面，《建议》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等举措，旨在破除行政壁垒、地方保护等制度易成本，推动建立规则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提升整体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建议》重申“充分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并推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不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更是一项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化方式明确政府干预边界、规范政策工具，有助于推进治理现代化。

  三是以“法治化承诺”为稳定基石，增强经营主体信心。“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写入《建议》，意义不在条文，而在于传递的信号，即通过第三方立法把政府承诺变成可诉的权利，降低非公有制企业的“诺斯悖论”预期，以制度稳定性与可预期性提升增强长期信心。

  四是以“新质生产力”为内生动力，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建议》首次将“新质生产力”纳入其中，强调加快重大科学技术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一体推进教育科学技术人才发展。这体现了制度对技术变革的主动适应，通过重塑创新激励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产学研协同机制等，降低创新过程中的制度摩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五是以“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为方法论，永葆制度创新活力。中央鼓励地方探索、先行先试，这体现了制度演化中的“适应性效率”。通过试点—评估—推广的机制，让制度创新更具可操作性和风险控制能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制度的包容性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与区域协调发展。

  六是以“包容性”保障共同富裕，夯实长期稳固的社会根基。《建议》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些制度安排旨在缓解结构性差距，提升制度的社会包容性和公平性。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求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起的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十四五”的基础上，随着“十五五”规划的实施，我国必将构筑起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产业根基，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一，传统产业赛道提升技术上的含金量，持续升级。21世纪初期，中国传统产业先后由模仿代工到自主创新，成为全世界领先的产业，许多产业供应链已完全自主化。生产规模扩大降低了单位成本，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全球约80%的空调、70%的手机均来自“中国制造”。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超过美、德、日、韩四国总和（世界银行2022年数据）。在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超200种的产量和出口量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工信部2023年数据）。要实现产业整体持续升级，除了继续获取规模优势之外，更重要的是形成支持企业持续创新的体制机制，通过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推动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第二，新兴起的产业赛道的创业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在高科技和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领域，我国涌现出一批全球领先的企业和产业。这场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甚至引发产业的全球重新布局。例如，新能源汽车推动“欧美日金字塔结构”向“中国网状节点结构”转型，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球60%；游戏产业打破“欧美内容—日韩硬件”的二元格局；此外，大疆占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的70%以上，全球光伏组件70%以上产自中国，等等。特别是新能源车凭电池产能优势撬动技术标准出海，比亚迪刀片电池成为行业基准，华为车路云方案在东南亚落地。这种“以规模养技术，以技术拓规模”的飞轮效应，使中国企业在某些基础研究滞后的情况下仍然实现产业整体升级。与此同时，在许多高技术产业竞争中，我国企业也显示出向上的态势，引领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

  第三，未来产业赛道提前布局，构建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四中全会提出“前瞻布局”，在资源配置方面，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稳步的增长点。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历史背景下，无论是未来产业、新兴起的产业，还是传统产业的发展，不能离开多个科技领域的协同创新和构建实现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生态系统。我国沿海地区已形成类似于美国硅谷的生态系统，具备了高效的要素动员与资源配置能力，支持企业的创新与高速成长。例如，在珠三角、长三角，电子产业集群形成了“一小时供应链”，这种效率全球罕见，构成了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我国中西部也在逐步形成区域集聚的协同创新态势。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深刻体现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大学应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和科技突破的策源地，推动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助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深刻把握教育强国建设中现代大学使命。一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科学革命是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技术革命是带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产业变革是推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核心引擎，而教育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驱动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经济已由快速地增长阶段转向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阶段。过去依靠人口红利和资源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转向创新驱动。教育发展既是基本公共服务，又是人力资本投资。三是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向教育强国系统性跃升。教育始终是推动生产力变革和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深刻把握现代大学建设的战略支点。一是始终聚焦高素质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培养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等。大学需打破学科壁垒，发展跨学科等培养模式，加强基础、新兴、交叉学科建设，致力培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强、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突出的顶尖人才，尤其是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的“大师”和“战略科学家”。二是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大学要对接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关键技术进行科研攻关，组织团队与平台，取得理论和技术突破，服务科技自立；优化学科体系，布局紧密结合国家需求领域，培养创新人才；深化科教与产教融合，构建协同创新机制，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三是营造开放发展生态系统。大学应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质量，加强知识技术引进与再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外学术融合，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营造开放生态，热情参加全球教育治理，提升国际影响力。

  深刻把握现代大学建设的保障体系。一是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办学治校、立德树人全过程。完善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健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具体实施机制，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二是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将综合改革作为推进学校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举措，着力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深化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提升改革具体举措执行力和落实力，构建多元参与机制，全方面提升治理效能，推动高校改革发展。在扩大办学自主权的同时，构建有效的内部监督与风险防控机制。三是优化支撑高水平发展的办学资源配置。建立与国家战略需求及大学发展定位相匹配的稳定资源配置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统筹处理供给与需求、公平与效率、存量与增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益。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一定要遵循的重要原则。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而将二者结合稳定化、制度化、可预期的关键，就在于法治支撑。

  法治为有效市场奠定基石，提供稳定预期。有效市场的核心是通过价格和竞争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法治在其中发挥着基石的作用。一是有利于界定与保护产权。只有通过法律明确界定和保护产权，夯实制度根基，才能更好释放制度红利，给经营主体以“定心丸”，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二是有利于保障交易自由与安全。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法治确保合同公正、高效执行，并在违约时提供司法救济，追究违约侵权责任。这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的可预期性和安全性。三是有利于维护公平竞争。公平竞争是市场运行的根本原则，法治塑造稳定、可预期的竞争环境，确保各类经营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四是有利于提供稳定预期。法治确立公开透明、稳定公平的行为准则，最大限度减少不确定性。

  法治为有为政府划定边界，规范政府行为。有为政府的核心在于政府应在市场失灵领域积极作为，并有效引导宏观经济健康发展，而这一切必须以法治为轨道与边界。习深刻指出，“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就越有效”，点明了法治对政府有为的关键支撑作用。一个缺乏法治约束的政府，若权力无边界、决策随意，极易导致资源错配、抑制市场活力甚至滋生腐败。为此，必须从以下方面以法治规范政府行为：一是职权法定，要求政府严格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杜绝越位错位；二是程序约束，确保政府行为目的正当、程序合法、手段适度；三是责任导向，将“政府有为”与“政府责任”紧密相连，塑造责任政府；四是职能优化，把政府作为聚焦于公共服务、公平竞争、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正义等领域，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法治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良性互动。法治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助推器、催化剂与压舱石，它将政府权力约束于制度框架内，为市场机制有效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从而推动二者形成良性互动格局。在此基础上，法治为双方提供了统一的规则体系，构建起协同运行的“操作系统”，要求政府与各类经营主体共同遵循同一法律规范，避免互动过程中的随意性。进一步地，法治也充当二者互动的“交通规则”，通过明确权利义务、合理分配风险与利益，确保合作在公平透明的环境中推进，凝聚高效配置资源的强大合力。最终，法治助力实现双方之间的动态平衡。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二者关系的持续调整，法治建立起一套可预期的制度框架，既防止市场因逐利失控，也约束政府行为异化滥权，使两者在制度轨道中协同共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旨在逐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并通过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有力推动文化繁荣，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这一部署延续了我们党推进文化建设的战略主线，更有助于满足新时期人民对于精神文化的新需求，深刻体现了党对于文化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与远见卓识。广东应以此为根本遵循，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中，探索文化高水平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是文化地位再跃升。全会精确指出，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这一点在广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印证：回顾发展历史，广东实现了从昔日被称为“文化沙漠”到今日建设“文化强省”的历史性转变，深刻反映了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具体举措上，广东扎实推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建成2.8万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实现了全省98%以上乡镇的覆盖，有力夯实了基层思想文化阵地，凸显了文化建设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中的核心作用。与此同时，像广州永庆坊这样的微改造项目，通过巧妙保留岭南建筑风貌与地方文脉，并积极引入文创、休闲等新兴业态，实现了文化传承、城市更新与民生改善的多元统一，成为以文化赋能美好生活的生动范例。

  二是文化创新再赋能。全会强调，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在这一进程中，广东数字创意产业表现尤为突出，其产业营收已突破6000亿元。例如，腾讯运用AI技术恢复敦煌壁画，文旅行业对元宇宙综合体的打造，这些实践不仅拓展了文化的表现形式，也为公众提供了全新的沉浸式体验。同时，“王者荣耀”“冰墩墩”等有代表性的IP，通过年轻化和国际化的方式，有效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此外，广东持续推进的“文化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和“文化大数据平台”建设，也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和持续动力。

  三是文化开放再出发。全会明白准确地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开放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广东已形成了以网文、动漫、游戏为代表的立体出海模式，并依托“制度型开放”持续深化文化领域开放格局。例如，自贸试验区实施文物通关便利化改革，有效缩短了文物入境时间；与东南亚国家深化合作，大大降低了文化产品合规成本。在传播层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South APP等主流对外传播平台，增强了全球文化交流的互动性与亲和力。此外，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合作持续深化，有力推动了中外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站在新起点上，广东应继续筑牢文化根基，激活创新动能，提高传播效率，以文化为重要支点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取得很明显的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独特的岭南智慧！